伊朗总统：再损害伊朗利益将遭更强烈回应

只要能够妥善解决问题、取得良好的立法效果，立法者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进行道德推理。

中国司法面临着更大的道德压力，这是因为司法在追求专业性和职业化的同时也强调人民性，需要不断对群众的道德关切进行回应，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事实上，无论是诉诸直觉式的道德推理，还是诉诸情感式的或决疑术的道德推理，都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第一，以原则协调法律冲突。但也应注意，依法裁判立场并不完全排斥法官考量法律之外的因素。片面地通过立法强制公民践行某些道德要求，可能会滋生道德的法律强制的风险。规则作为一种排他性理由，其适用具有明显的断然性，准确来说它是以全有或全无（all or nothing）的方式适用的。五、结论 严格来说，是否善于在法律推理中使用道德理由，这通常并不是评判一个好法官或好裁判的必要标准。

道德判断指向二阶证成，它要接受一阶法律裁判的统辖，二者相互交融，共同致力于在法律的框架体系下解决纠纷。[58]苏亦工也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判断，认为，情理不是具体的、有形的法律、规范、原则或制度，也不是习惯等任何可以实证的东西，甚至连概念都不是，只是汉语中的一种修辞表达而已。司法机关不仅需要从技术公司购买技术，还需要技术公司长期提供技术以对相关系统进行维护和改造。

因为与对技术的事前与事后的复杂监管相比，对人的监管是法律制度熟悉的领域，而对技术的监管所需的专业知识通常不在立法者的知识范围内。类案检索的支持系统应进一步将类案标签精细化，按照案由、地域、级别等进一步细分。已经在前一顺位中检索到类案的，可以不再进行检索。在智慧司法建设中，各地法院从项目建设到系统维护均需技术公司长期的运营支持。

用算法技术武装起来的公权力是我们时代未获承认的立法者。不同于自动驾驶汽车、家居机器人等智能产品，智慧司法的技术支持系统不能简单采取产品责任。

2.明晰智慧司法的责任链条 规避技术依赖最重要的是防止无责任的权力和无代价的技术。然而在一纸技术服务合同当中，很难囊括价值排序、法条转化方式等详尽内容，这些具体司法决策的细节实则交给了技术公司。[32]参见赵志刚、金鸿浩:《智慧检务的演化与变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2 期，第29-38页。这些新问题对现有司法制度中的正当程序、权力专属原则等提出了挑战，我国如何在智慧司法如火如荼的建设中规避与应对此类问题，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当发生错误决策时，如何在复杂的责任链条中认定责任与分配责任，这是一个难题。吴汉东：《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法之问》，《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13]201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利用信息系统和智能化服务，将法官从大量具体、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65]See Alicia Solow-Niederman, YooJung Choi, and Guy Van den Broeck,The Institutional Life of Algorithmic Risk Assessment,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34, No.3(2019), p.705. [66]See Ayelet Sela,e-Nudging Justice: The Role of Digital Choice Architecture in Online Courts,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 Vol.2019, Issue 2(2019), p.127. [67]参见王禄生：《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风险与伦理规制》，《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7页。

早在2016年出台的《关于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初查过程中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35]这也导致了在科技市场利润推动力作用下，目前以信息化技术为主业的公司及其技术供给，均已呈爆炸性增长。

[3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指出，为了以信息化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制定本意见。在智慧司法中，有关证据的收集、存证和采信的技术应用构成了技术影响从辅助转向主导的起点。

例如，自然语言处理（NLP）可用于文本挖掘分析、构建知识图谱、进行司法画像等，也可用于自动生成电子卷宗、分流繁简案件、甄别虚假诉讼、预测司法裁判等。[6] 对信息的收集数量与处理速度的追求是智慧司法建设的驱动力量，这隐含了信息越多越好技术越先进越好系统越全面越好的前提假设。技术在引领和驱动司法变革的过程中，技术依赖阴影也相随相生，这也成为了智慧司法建设中的隐忧与难题。然而，司法机关与工作人员并不具有参与技术系统设计的意识和技能。[71]因为一旦医疗算法的性能达到足够高的水平，算法的建议将成为医生遵循的标准，任何的偏差都可能使医生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人类对算法的服从将造成技能的萎缩。具体而言，有关证据运用中的技术应用存在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在证据收集中，技术手段深刻改变了证据信息收集的方式、时间节点与收集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53]例如有关举证的规则，有关参与审判的行为准则，其存在的意义是限制信息的准入量。

[52]参见[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但如果仍仅仅将法官作为司法问责的对象，则司法问责制很容易流于形式。

此时法官作出司法决策，如同医生放弃了对患者倾诉症状的听取，转而只对化验结果、检测报告和病例检查照片保持信任，用一种片面的观点取代了另一种片面的观点。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的制度，关注参与某一特定决策的个人，目的在于将这个具体的、可识别的个人作为监管的目标。

[37]我国虽然未有类似的调查统计，但学者的调查体验显示，司法机关更关注技术研发成果而对技术应用对既有制度和司法效果的副作用问题鲜有关注。原因之二在于，如果私营公司获得了司法机关对其产品的支持，并在早期积累了市场份额，其在市场的前期成功更加会减少其开发更为准确、先进的系统的动力，削弱其检测、审计已有系统的问题的动力。[31]参见刘品新：《智慧司法的中国创新》，《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97-98页。最后，司法信息公开的种类也应以满足对案件管理、司法监督、案件追责方面的要求为限，不宜将法院内部的行政事务事无巨细地纳入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

[23]参见蔡立东：《智慧法院建设：实施原则与制度支撑》，《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2期，第19-28页。[78]本文围绕我国智慧司法系统建设中技术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展开。

对司法信息流出的范围需进行适当控制以使其符合法律规定与尊重法庭尊严。有学者直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实践不能给智慧法院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这已经成为制约智慧法院建设的瓶颈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10] 最后，从证据采信上来看，这类证据技术系统不仅改变了证据的标准，更直接影响了证据所关联的法律事实。

在重塑层面上，技术可以改变法官的工作方式，提供与以往不同的司法保障，革新司法流程和提供预测性分析，甚至重塑法官的决策。如果不在此阶段建立严格的信息准入制度，则会进一步强化和合理化执法人员的推定。第二是人类和机器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22]但另一方面，传统司法制度面临着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

因此，应思考设置相关制度尤其是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来鼓励人类的实质性参与。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拒绝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个人信息处理者需在决策过程中保证有人类的实质性参与。

[53]参见[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43]尽管有学者指出，智慧司法追求的是司法信息化而非智能化，平台化和信息化并不是直接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然而，三种技术应用方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支持功能的辅助性技术可能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对司法系统的改变乃至重塑。江苏省建设智慧法务司法行政一体化智能平台时，阿里巴巴、擎天科技等互联网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